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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三)

可是,反修防修的措施不管如何积极,如何严密,毕竟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于万一。所以,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他要求大家:“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那么,地方独立、造反凭借的实力是什么呢?这就是“小三线”。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明年后年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小三线没有钢厂不行,有大钢铁厂的地方就不要再搞。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又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1965年5月,毛泽东不顾70 多岁的高龄,重上井冈山。不难想象,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确是做了最坏的准备。
  第四,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
  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相联系的。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第108页)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7](第549页)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面前,尽快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通过对苏联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进行比较,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应该说,这在当时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并不是没有争论。当时有些同志,包括一些党外民主人士,认为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后,人心思定,政府应该与民休息,多搞些轻工业。为此,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 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如何看待“施仁政”的问题。毛泽东把上述思想称为“小仁政”。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得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8](第291页)
  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部门于不顾。中共中央1952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二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8](第293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兼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合理发展。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曲折之后,1962年9月,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这一方针的提出辩证地说明了农业和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但并不意味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改变。特别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以后,中国被迫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地进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三五”计划“吃穿用”的初步设想被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防工业建设所代替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进步的规律。
  现代化研究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将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前者以英、法、美为典型,其现代化的动因来自本国内部,是本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后者包括德、俄、日及当今世界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与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由于外部世界对自身生存的严峻挑战,所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总是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许多国家选择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带动工业化进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这方面德国、日本和俄国都有自己的成功经验。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被两大因素深深地困扰着,这就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和平外部环境;而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物质的保障。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方案。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德日俄那么幸运。新中国成立后,困扰中华民族的两大因素并没有消除。年轻的共和国渴望着经济的迅速腾飞,同时也倍加珍惜通过几代人奋斗牺牲所赢得的民族独立。因此,如何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是摆在中国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国防工业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现。1964年5月11日, 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应该说,三线建设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既有现实的考虑,同时也有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
  三线建设重大决策的形成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些因素的存在只是说明进行三线建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的全面恢复又使三线建设的全面开展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1999-12-20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J].1995,(3)。
  [2] 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薄一波。若大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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