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
　　调整工业布局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又一直接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工业布局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严重不合理局面。大约70%的轻工业和重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内地只有30%左右。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中国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就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准备有计划地加以改变。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提出利用沿海工业的优势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思想。[3 ]（第723-724页）
　　恩格斯曾经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的平衡分布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如何布局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意志来体现的，政府意志的贯彻又是通过国家建设项目的选址实现的。由于“大跃进”的破坏和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对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停顿下来。到6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基本完成，使开展新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为可能，而浓重的备战气氛又使工业布局的调整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9月13 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问题，提出要争取用7到10年， 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1964年10月30 日， 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提出，1965年三线建设要结合第三个五年计划来考虑和安排。三线建设总的目标是：要争取用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会议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前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草拟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确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调整工业布局的设想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得到法律确认。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4]（第439页）在这里，调整工业布局，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发展国民经济长期规划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三，“反修防修”的考虑。
　　60年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外患内忧的压力突然增大。对外，担心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对内，困境中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元气，又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穷忧虑。相对于“外患”来说，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忧”更多是幻化出来的。但这种幻化出来的忧虑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似乎又是无法排解的。
　　如前所述，进行三线建设是为应付“外患”发生的预防性措施。那么，三线建设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否也有直接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忧虑是从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认识分歧开始的。进入60年代，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1960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点名批判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在内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彭德怀等七八个“修正主义”者，要警惕中国变修[5]（第1144页）。在1962 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5]（第1144-1145页）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1963年2月25日，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做了关于反修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也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也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5]（第1146页）。1964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